关口社区：一场“制度驱动”的协同治理实践发表时间：2026-01-08 11:19 2024年12月，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关于开展党建引领“专业社工+志愿服务”融合试点的通知，要求各地坚持党建引领，把社区作为志愿服务的主阵地、主场景，聚焦基层治理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，探索“专业社工带领志愿者、志愿者协助专业社工”的融合发展模式，推动志愿服务在助力基层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。全国各地纷纷展开相关探索，成效显著。 和众泽益特推出“专业社工+志愿服务”融合发展专题，为大家分享我们在落地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与创新案例。 彭州市丹景山镇关口社区位于彭州市西北部，2020年由原关口场社区和白塔社区合并而成，现辖区面积6.6平方公里，户籍人数4317户常住人数2189人。地处湔江下游，水系发达，拥有种植牡丹的历史传统，自然资源与人文禀赋独特。社区曾面临“干部干、群众看”居民自治意识薄弱、人居环境“脏乱差”、产业发展滞后等多重治理难题。 为有效破解这些治理困境，关口社区探索出以党建“双向联动”工作法和“123N”机制为核心、以“共建、共治、共营”的自治组织为治理引擎、以社区志愿者为行动主力、以社会组织为专业嵌入的“制度驱动型”协同治理模式，实现了从“社区独奏”到“全民合唱”的治理创新，促进了社区从生态、人才到产业的全面振兴。 一、治理困境：从“最美愿景”到“最差现实”的反思 关口社区花村街，原名花村，作为汶川地震后重建的以明清风格为主调的仿古街道，区位优势得天独厚，本有着较好的发展机遇。然而，重建后的繁华并未持续。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、管理维护缺位，房屋立面破损漆面脱落、乱搭乱建明显，商业凋敝、人口外流，居民“等靠要”思想严重，信访频发，花村街成了名副其实的“最差街道”。当“干部干、群众看”成为常态，根源在于居民始终把自己当成“局外人”。 二、如何破题？制度奠基，设计一套“自己会转”的系统 关口社区党委反复研讨，决定跳出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的怪圈，转向从制度层面进行顶层设计，构建一套能让社区自我运转的系统。 创建“双向联动”工作法，打通治理脉络。社区探索“自上而下”与“自下而上”相结合的双向联动工作法。决策层面，“自上而下”明确方向和底线，制定规则；“自下而上”收集民意和智慧；在执行层面，“自下而上”提需求抓落实，“自上而下”调配保障资源。为了让这套机制居民可参与，社区搭建载体平台，引导居民从“旁观者”变为“参与者”，成为系统运行的一环，提出需求、商讨方案、进行决策。 花村堂屋：由183户居民提供闲置空房和老物件共同打造，居民实行“今天我当家”轮值管理（负责接待、打扫、议事、服务等），成为议事、联谊、活动的多功能阵地。 幸福食光：“民情茶空间”，以“一杯茶”为纽带，将民生需求、民俗文化与基层治理有机结合。通过“茶馆议事会”机制，引导居民从日常闲聊转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协商。如在此解决了老年人就餐难问题、商议讨论出文翁纪念馆焕新等重大决策，显著提升群众参与度和获得感，有效增强了基层治理的实效。 坝坝会：最基础、最核心的议事平台。每月至少一场，居民围坐一圈，议题征集、民主协商、现场表决、张榜公示，流程成熟且规范，是“自下而上”收集民意的关键渠道。例如，在花村街改造项目中，通过15次坝坝会的充分讨论，最终形成了居民主动参与、共建共享的改造方案。 形成“123N”机制，筑牢制度根基。 “1”个核心，即党建引领。社区当好统筹者，负责定方向、建平台、配资源、立规则。 “2”个原则，即“为了谁”和“依靠谁”。所有决策必须“问需于民、问计于民、问效于民”；所有项目必须“变社区做为我要做、变社区做为一起做”。 “3”个组织，即“共建、共治、共营”委员会，将庞杂的社区事务分解三大模块，每个模块由居民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专职负责，治理任务模块化、组织化。 “N”个保障，强化资金（政府+居民+社会）、智力（乡贤+设计师+社工等）、岗位（花司令、水司令、堂屋管家等）、产业等多方面保障，确保可持续支撑。如社区用政府资金，撬动居民自筹110余万元与社会资金160余万元，形成可持续的投入格局。 三、如何运转？制度化协同，让每个人在制度中找到“位置”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。关口社区为协同主体赋予了清晰、稳定且相互关联的角色，让每个人都有明确的“权责”。 在关口，社区工作者的职能发生了创新性转变。其核心工作不再是亲力亲为，而是退居幕后“搭台”。社区工作者成为统筹者、赋能者、协调者。 一是赋能于民。通过坝坝会、日常观察，敏锐地发现社区能人、热心居民，并将其培育为自治领袖。如顶着“上访户头头儿”名头的68岁夏进东，几十年的老上访户，让历任社区干部头疼不已。社区通过连续11场“坝坝会”后，发展其成为入党积极分子，并将他培育成为共建委员会主任。 二是赋权于民。通过搭建平台赋权于民。主导成立“三共委员会”，把群众的事交由群众办，分工合作，各负其责，充分激发居民“主人翁”意识。 三是赋值于民。加大对餐饮、民宿、文创等产业扶持力度，不断提升社区劳动力、田地、房屋、资产等价值转化，切实将治理效能转化为增收实效。如争取政府资金150万元用于引水上街等公共项目，提档升级，培育业态。 清晰的权责，让社区工作者从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，聚焦于更宏观的规划、资源整合和制度优化。 “三共委员会”每个委员会都有成文的章程、明确的职责、固定的岗位和流程化的运作机制，并进行公开透明的张榜公示。 共建委员会：负责发动群众、筹集资金、推进项目。如在花村街改造中，成功动员188户居民每户出资300元完成立面整治。 共治委员会：负责日常管理、维护秩序、文明劝导。其下设固定志愿者岗位，负责执行决议，推进事务。如花村街共治委员会下设“花司令”、“水司令”等，负责对街道花草、水渠、卫生的长效管护。 共营委员会：负责业态提升、商业策划、营商活动。如组织“关口棒棒会”“川兰第一早市”等活动，做优营商环境，引流游客，激活业态，将开铺率从15%提升至56%，催生了“蛮姐食堂”“春风十里”等23家网红店铺。 志愿者是制度的毛细血管，是社区服务的活力源泉。关口社区用“岗位+积分+荣誉”三重机制，让志愿服务从“道德自觉”变为“制度驱动”。 角色激活：在自治组织的框架下，志愿者被纳入明确的分工体系，其贡献被看见、被记录。积分制让奉献“可视化”，每服务1小时积1分，如可兑换“幸福食光”食堂餐券、社区文创产品、米面粮油日用品等，优秀志愿者每年评选表彰，获得强烈的成就感,形成可持续的正向激励。 岗位驱动：自治组织的“花司令”“水司令”等岗位，以及“今天我当家”轮值制度，都提供了稳定的参与岗位，避免了“无事可做”或“临时召唤”的尴尬。这种“岗位化”设计，让志愿行为从临时活动变为稳定职责。 如今，关口社区注册志愿者已从300余人发展到600多人，年度开展志愿服务活动50余次，包括端午包粽子、学雷锋献爱心、老年送餐等，他们中既有年近七旬的“花司令”张廷达，也有返乡创业的青年店主王大姐，还有每天坚持巡河的“水司令”江志明。 在这套内生的运转系统中，社会组织的角色被重新定义：在社区不擅长的专业领域有机嵌入，不越位、不缺位、不失位。一是发挥外部资源链接优势，组织社区工作者、志愿者等外出参访学习，提升能力；二是发挥专业优势，深耕特殊人群，为高龄独居、困境儿童提供个案、小组等专业服务，弥补社区普惠性治理的盲区；三是发挥策划设计优势，组织文化活动，如“川剧坐唱”“竹编绘画”等，提升社区文化品位。正如服务社工所言：“我们主要是配合社区的工作，将社区的服务更具象化，为社区增光添色”。通过这种方式，社会组织既发挥了其专业价值，又避免了对社区主体性的削弱，实现与社区内生治理体系的协同嵌合。 四、成效如何？蝶变：从一条街到一个社区的“制度扩散” 制度的有效性，在于可复制。花村街“半年蝶变”的消息不胫而走。隔壁花溪街的居民坐不住了，主动向社区提出申请复制。关口社区沿用“花村模式”，将花溪街打造成了滨河绿道、微景观林立的“网红打卡地”。随后，建设路、南郡东路等社区其他老街相继复制模式，形成“推窗见景、诗意栖居”的生态格局，实现从“点上开花”到“面上结果”。“花村模式”作为彭州市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典型案例，社区先后荣获成都市百佳示范社区、成都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，其“花村模式”成为基层社区治理样板，被中央电视台、人民日报等媒体宣传报道6次，接待省内外考察团前来取经参访百余次。 点评：关口社区的案例告诉我们，一个成功的社区协同治理模式，其核心不在于引入了多少外部力量，而在于能否通过精巧而坚实的制度设计，将内部力量（社区工作者、居民、志愿者）成功地组织化、角色化、协同化。它用“三共委员会”解决了“谁来治”的组织问题。它用固定的岗位和职责解决了“怎么治”的常态化问题。它用“双向联动”和“坝坝会”解决了“为谁治”的民主性问题。最终，社区实现了“自治组织分担治理事务，志愿者队伍承担服务工作，社会组织进行专业嵌入”的理想状态，社区党组织统筹引领，确保了整个系统健康持续的运转。 |
